撕開影視改編的遮羞布！真假難辨尺度成謎，人血饅頭該停了！

這個事情還是不能迴避。

近日，一條熱搜找上了張譯——

原因是去年張譯主演的《他是誰》，其中一個案件與“南大碎屍案”接近，家屬認為一些情節不尊重受害人名譽。

要求公開道歉，並撤下相關內容。

而喊話主演張譯，是希望更多人關注此事。

這麼看，其實並不是張譯的事。

真正的矛盾在於——

影視改編和真實案件， 能否保持微妙的平衡。

今天從這個熱搜說開來。

01

“南大碎屍案，”是在90年代的刑偵案件裡屬於破案難點極高、作案手法兇殘的案子之一了。

一條鮮活的生命，在消失10天后，被人發現已經成了2000片的碎肉，並且屍體也被加熱至熟。

因為離奇又懸而未決，在網路上不斷被重提。

各種解說影片，網路分析貼，都在瘋傳。

其實，這個案件不是第一次被改編了。

在1998年，王大進將此案寫入中篇小說《紀念物》，並在《收穫》上發表；

周浩暉的《死亡通知單2·宿命》也以此案件為原型；

2016年，實驗性網路廣播劇《尋找刁愛青》，開創“追案劇”......

然後就到去年的《他是誰》。

還原案情。

包括，在網上所流傳的遇害人常聽搖滾樂等爆料，也都被放在了電視劇裡。

而讓家屬最不滿的一個細節是。

劇中“餘艾芹”一角，私生活上受到指摘。

這場糾紛目前還無法下定論。

而於此同時。

真實案件，尤其是大案要案，都成為影視改編的熱點。

電影《93國際列車大劫案》《第八個嫌疑人》《除暴》。

最近的《我是刑警》，就同時涉及“1·28”持槍搶劫案、鶴崗團伙糧庫盜竊案、黑龍江母子被殺案、周克華案和凱里爆炸案等等。

而這些真實案件的影視化，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觀眾所期待的。

真實與虛構。

原型與作品。

類似的衝突也許還會越來越多。

我們能否找到一條合理的邊界呢？

02

《他是誰》因對受害者的私生活改編而在劇作層面陷入爭議，不是孤例。

2014年，陳可辛的作品《親愛的》上映。

這個講述人販子的妻子將被拐兒童養大，出獄後“進城尋子”的故事，在當年引無數觀眾淚下，同樣改編自真人真事。

女主角“李紅琴”，原型名叫高永俠。

當年陳可辛為了拍攝高永俠的故事，特地找到現實裡被拐兒童的生父幫忙聯絡，並獲得高永俠的許可進她家拍攝了一些東西。

這也是《親愛的》映後花絮的由來。

但在電影上映後，高永俠卻宣稱要告製作方侵權。

因為她並沒有被告知電影裡的角色增加了“給記者下跪”、“與別人睡覺”這樣的虛構情節，讓她在現實生活中遭別人指指點點。

導演陳可辛也承認，自己在創作過程中並沒有和高永俠接觸太多。

對於高永俠的侵權指控，他表示：“如果對某個人生活造成影響，我代表劇組和自己向她道歉。”

無獨有偶。

一部遲遲未上映的電影《操場》，改編自2019年的“操場埋屍案”，因為在家屬授權方面出了問題，爭議一度爆上熱搜。

受害者的妻子在獲悉電影即將開拍後。

表示自己和其他親屬雖然對事件改編成影視作品並無異議，但並未收到製片方的授權申請，哪怕委託了律師幫忙維權，但對方依然毫無動靜。

未獲授權而拍攝。

不少網友對這樣的做法並不能容忍，電影又飽受選角爭議，上映遙遙無期。

真實事件改編，是否一定要經過當事人或家屬授權呢？

其實，目前的法律並沒有硬性規定。

只是規定——

對於描寫真人真事的文學作品，若文中針對特定人進行侮辱、誹謗或者披露隱私損害其名譽的，應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。（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》第九條）

在傳統觀念裡“死者為大”，一旦發生糾紛，大眾的情緒更容易站到受害人和家屬一遍。

但就算不涉及悲慘的命案。

哪怕是正面讚揚的影視作品，也可能面臨被起訴的風險。

比如《我不是藥神》。

電影上映後，原型陸勇在社交媒體釋出了宣告，表示自己從未授權給片方。

豆瓣9.0的《後翼棄兵》。

因為一句臺詞——

女主哈蒙在對戰蘇聯對棋手時，解說員說到：“蘇聯有諾娜·加普里達什維利，但她是女子比賽冠軍，從來沒有和男性較量過。”

諾娜·加普里達什維利於是向Netflix提起訴訟，指控該劇“性別歧視和歷史不準確”。

因為其在當年已經至少與59名男棋手比賽過。

法律並未強制要求影視改編獲得原型的授權。

這更像是片方自己的考量。

如果不獲取授權。

就得承擔相應的風險，比如訴訟賠償，或者輿論對口碑的影響。

除了被動等待風險之外。

是不是還可以主動承擔點什麼呢。

03

根據“真人真事”改編的電影，已經成為是電影宣發時必打的賣點。

而觀眾對於這型別的電影，也是趨之若鶩，畢竟這類的故事自帶流量，像是去年突然定檔又撤檔的《遠航》，就是根據“山東魯榮漁2682號慘案”改編。

33人出海，其餘22人全在船上被殺，最後只有11人活著回來。

這案件本就是“全員惡人”，程度堪比恐怖小說、電影，此後，也有不少改編這個案件的電影，比如《祭海》《死亡船》《深海迷航》《死亡船》......

而導演翁子光當年也準備著手拍這個故事，並取名為《海祭》。

但，在如今何時能開拍，都還是遙遙無期。

真實的故事不好拍。

我們是知道的。

正因為導演要還原故事的真實性，在尊重這個故事的社會意義還要注重其人文關懷。

才讓“真人改編”的故事總容易被“真實”掣肘。

就算是有諸多限制。

但，還是有些不錯的罪案改編的電影。

這裡不得不提到2015年的港片，《踏血尋梅》。

電影原型，是08年著名的“雛妓碎屍案”。

來港的14歲少女王佳梅，被嫖客丁啟泰殺害，碎屍。

一開始，導演翁子光並沒有在電影裡避諱血漿和裸露，尺度是完完全全的“三級片”。

但他為什麼沒有落入“消費死者”、“美化奇情”之嫌？

那就不得不提一嘴翁子光在採訪中曾提到的——

對於“奇案”的處理方式，影視改編最要不得的不是大尺度，不是逼近審查紅線。

而是如何不草率地對待受害者，不是單純向觀眾們展示一場命案的發生，用受害者和家屬的血淚為票房賺吆喝。

他說：

“奇案是個偽命題，把受害者故事拍出來，某種程度上能讓其他經歷悲劇的人釋懷，療傷，理解到再沉痛，再艱難都要活下去，才是重點。”

“家破人亡的當事人如何自處，那些複雜思緒才是要細訴的。”

關鍵的不是不去觸碰傷口，而是觸碰的姿態。

因為傷口再舊，也有仍在為它流淚的人。

借影視的力量傳遞人文關懷，甚至用受害者的故事引發社會思考。

這些看起來“麻煩”的後續，卻是今天我們所爭議的，“奇案”改編的根本。

就像電影裡，哪怕血漿多，性愛多。

但面對王嘉梅（原型名字：王佳梅）這一主角被殺之前的生活描寫更多。

透過翁子光的鏡頭，我們看到是一個來港的大陸少女，因為身份和地域的諸多不融合，經歷了一系列與這座城市的舒展所背道而馳的個體的攣縮。

原生家庭的陣痛。

佳梅鬧情緒後，媽媽反手就是一巴掌。

“誰叫你窮”，成了佳梅來到香港的“原罪”。

物質條件的渴求。

精神的空虛，對愛情的嚮往。

電影裡用一個“買耳環”的細節，講述了王嘉梅內心最深的訴求。

她用賣淫的錢去商店買下一對昂貴的耳環。

用一種小女生的心態，試圖證明自己已經漂亮、成熟地完成了社會化，融入了這個光鮮的城市。

直到被殺前，她終於脫下這對耳環。

也脫下自欺欺人的希望。

影片的最後，導演翁子光也透過男主的口，表達了對王佳梅家人的共情，與對逝者的哀悼。

你可以看得出來，在翁子光刻畫王佳梅這個角色時，並沒有脫離她所對映出來的社會背景。

在這個巨大的城市之下，像王佳梅這樣年輕的生命，被如此輕易地吞噬殆盡，是她在這個城市中感知的巨大迷茫，她迅速抓住了這個城市最表層的浮華，卻無力承擔其背後的汙穢。

她的死，也在某種程度反映了社會對於“外來人”的漠視，以冷漠，以格格不入的姿態，將王佳梅排除在外。

神劇《黑鏡》的編劇查理·布魯克曾說過這樣一句話。

他越來越不滿基於真實的犯罪拍得越來越多，越來越頻繁。

當一部被打上“真人真事”改編的劇很受歡迎時，往往它反映的不是真實，只是用黑暗面的標籤吸引了一幫空洞的觀眾而已。

而最讓Sir記憶深刻的，是《踏雪尋梅》的女演員春夏在獲得金像獎後。

獲獎感言除了感謝團隊、感謝父母，最後也提及了電影涉及的真實事件，以及那個真正的受害者。

謝謝遠方的王佳梅小姐

我們該用什麼樣的姿態對面對真人真事？

是因為傷痛，就必須塵封。

還是在揭開傷痛，同時用關懷和治癒，嘗試阻止傷口在社會中滋生蔓延？

說到這裡。

我們應該去思考的是。

在今天資訊越來越密集，傳播迅速，真假資訊也魚龍混雜的當下，一樁血案怎樣才能免於被廉價地消費。

透過它，追問那個無法告破案件的時代，與籠罩在彼時陰影下的社會群像。

這是舊案重提最基礎的意義，也是文藝創作理應擁有的追求。

最後。

希望南大碎屍案早日告破。

逝者也好，家屬也好，都能得到遲來的正義。

在這一天到來前，整個中國社會都不會忘記。

本文圖片來自網路

編輯助理：小田不讓切、穿Prada的南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