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海印度，無人生還

作者 | 陳梓潔，編輯 | 曹賓玲

近日有外媒爆料，蘋果正緊急與40多家印度公司談判，希望擴充當地供應鏈，以應對特朗普上臺即將引爆的關稅炸彈。

訊息一出，立即招來輿論風暴。

此前，印度生產的iPhone外殼只有50%良率，已經讓人們對“印度製造”產生了憂慮，9月蘋果印度工廠的一場失火，幾乎坐實了外界的懷疑，沒想到庫克仍要加碼印度。

跨國公司們明明都是“千年的老狐狸”，卻好似中了印度迷魂術，個個無法自拔。

富士康為了印度，不惜與中文網際網路為敵，甚至投資195億美元的半導體公司都被迫拱手讓人了，依然揚言要追加在印度的投資。

韓國鋼鐵巨頭浦項去印度建廠，十幾年竹籃打水一場空，也不肯死心，正高調重返印度。

過去七年，有2700多家跨國公司從印度撤離，但印度還是炙手可熱的香餑餑，連印度商務和工業部長都忍不住公開炫耀：“我們現在是全世界羨慕的物件，全世界都想和印度做生意。”

印度到底有什麼魔力，吸引外資前赴後繼？

拿中國的產品，騙歐美的投資

在李笛眼裡，印度吸引外資的手段，用一句話概括就是“撐死膽大的”。

她在化工行業，主要給農藥、醫藥公司提供基礎原料，免不了要跟“世界藥房”印度打交道，入行接到的第一筆諮詢，就來自印度公司。

“我們有一筆大訂單”“請提供產品的溶劑清單、工藝路徑……”“如果我們買300噸、500噸、1000噸，折扣分別能給多少？”

猶記得收到郵件後，李笛激動得睡不著，寫了一整頁回覆，就等大單砸下來。

然而，樣品寄出去之後，原來一天催她好幾遍的客戶，突然就沒了音訊，無論她如何追蹤，都石沉大海。

再次遇見那家公司，已經是在次年的印度新聞上——自己寄出去的同款產品，不僅被官宣立項了，還是和跨國大藥企的合作！

“這不就是白嫖我們的樣品，拿歐美、日本的訂單嗎？”幹得久了，李笛逐漸意識到那些不問質量好壞、一門心思套取資料的客戶，都是想“借雞生蛋”的印度人。

但她們也只能眼睜睜看著對方搶走蛋糕，畢竟印度化工行業本身有豐厚的底蘊，印度政府又對許多汙染大的新物質放鬆了管制，當地人力成本也低廉，國際藥企很難拒絕這樣的試驗基地。

“不管有沒有生產能力，印度人都會千方百計先跟跨國公司把合約簽下來。”李笛說，西方人很有契約精神，一旦達成合作，輕易不會反悔。

李笛對印度人的套路嗤之以鼻，但她也坦言，真的公平競爭最後可能還是人家贏：“印度精英階層在世界各個領域當高管，深諳西方文化思維，他們會做最漂亮的資料包表和PPT。”

她舉例，2016年孟買大學兩位經濟學教授釋出了一份報告：印度有6億新中產階級，佔當時印度人口的一半，足足是中國的6倍，但這裡麵包括了木匠、街頭小販和司機。

印度官方資料相對收斂，只有1-3億人，但也是“自己定義的中產”，按經合組織的標準計算，印度中產僅6600萬。

“很多人拿這當笑話看。”李笛卻記得，那段時間滿世界的大媒體、大機構都在討論印度，而對生意人來說，6600萬中產就已經足夠有誘惑力了。

王軍曾供職於一家箱包品牌，十年前去印度考察時，他受邀去了一場婚禮，被新娘的嫁妝吸引住了：除了家電、傢俱等“大件”，還有七八個塞得滿滿當當的行李箱。

“印度男少女多，女性的嫁妝多，在夫家的日子就會好過一些。”據他了解，印度但凡有點能力的家庭，陪嫁至少都有三四個行李箱。

這讓王軍看到了印度市場的潛力，他認為隨著印度人慢慢富裕起來，旅遊、商務出行等需求也會逐漸增加，未來購買力將不容小覷。

更何況，印度雖然是“窮國”，富豪卻是出了名的多，富翁數量位居世界前列，“別說行李箱，手機、汽車甚至奢侈品都有想象的空間。”

這並非王軍的臆測，2014年小米進軍印度時，2萬臺手機僅用2.4秒便在當地電商平臺Filpkart上售罄，紅利之大可見一斑。

再加上莫迪政府“印度製造”戰略的賣力籠絡，全世界的外商開始爭先恐後湧入印度，到2020年，外商對印直接投資幾乎翻了一倍。

但踏進印度，正是不幸的開始。

高種姓工程師不會動手，低種姓工人不會動腦

廠房的一角，10多個印度工人席地而坐，一上午除了發呆啥也沒幹。

暗中觀察許久的林涯實在憋不住好奇，一打探才知道，這些工人其實清楚今天的任務是拆除裝置的外殼，但印度工程師沒說具體怎麼拆，所以都等著工程師回來想辦法、下命令。

林涯驚呆了，在國內，沒畢業的實習生拆這裝置跟拆樂高一樣；有經驗的工人，沒有圖紙也能在1天內原封不動裝回去。

同事卻早已見怪不怪，他告訴林涯：“印度低種姓的工人，做事都不會動腦子。”

在種姓歧視根深蒂固的印度，低種姓人群被認為天生懶惰、沒有天賦，至今仍只能幹最髒、最累的苦力活，也很少受教育的機會。“千百年下來，他們就被限制死了，喪失了一定的思考能力。”林涯說。

而高種姓的人習慣了發號施令，也不會動手幹活。他經常看到這樣一幕：1個工人跪在地上鋪圖紙，幾個印度工程師站著圍成一圈，你一句我一句，討論完就作鳥獸散，根本不管工人有沒有聽懂、後面做得如何。

“別指望人家跟工人一起工作，多說一句他們都覺得有辱身份。”他無奈道，工程師們最積極的時刻，就是每天上午十點準時去喝一杯印度奶茶，品味英倫貴族遺風。

這導致一週後，林涯結束印度出差返程了，那個裝置還沒有拆完。

劉聰在去印度建廠前，就聽到了不少類似的故事，他特意挑選了6個“種子員工”回國培訓，一番“中國式改造”後，這批員工身上少了印度人的自負、懶惰，添了些嚴謹、謙虛。

然而有一天，他們卻突然集體提了離職。

“你不讓我們走，就是歧視我們！”電話裡，印度員工義憤填膺地控訴，劉聰隔著螢幕都感受到了他們的怨氣。

但他更惱火，正在趕的這批貨是給新客戶試水的，做好了後面訂單不可估量，廠裡早早就發了加班趕工的通知，該給的錢也承諾會給到位，沒想到員工還是整出了么蛾子。

“他們死活要去參加一個印度教節日的祭拜活動。”劉聰其實願意放假，奈何員工們不是請一兩天，是提前走、拖後回，五天都打不住。

但他最後還是妥協了：“你不答應，他們就鬧罷工、找工會制裁你，輕輒罰一筆鉅款，重輒打砸工廠，讓你不得安生。”

這樣的情況不是個例，印度一年的週末公休加節日共有120天之多，全年近三分之一的時間，劉聰的工廠都是坐不滿的。

而用工問題也只是印度建廠難題中的冰山一角，劉聰掰著指頭數，一天停電三四次、房租快趕上國內一線水平、交通運輸費高到離譜、配件要從中國進口……林林總總算下來，在印度建廠成了一筆虧錢買賣。

李笛也發現說好要把訂單給印度工廠的跨國藥企，最後又把需求投放到了自己手上。

“三哥說3年投產，很可能是3年又3年。”她開玩笑道，印度人野心勃勃想取代她們，但總是各種掉鏈子，到約定日期只產出了一堆雜質很多的殘次品。

但說笑歸說笑，她還是很忌憚印度人的，“別看印度現在笑話不斷，它絕不是扶不起的阿斗。”

開一個超市辦40個證，交近百倍的“保護費”

一個新物質被發現，在中國和在印度，可能會面臨2種截然不同的命運。

李笛吐槽，國內有一家掌握了新技術，學員馬上會被其他公司以更高的價錢挖走，然後複製同樣的產能，直到市場同質化為止。

而在印度，即使是很小的細分領域，都會有相關的聯盟、協會，各家在特定領域裡做自己擅長的事情，彼此之間默契地不搶生意。

不僅明確分工，這些聯盟還像一條條神經，把行業的變化、需求輸送給“大腦”，以快速獲取政策支援，她每隔不久就能聽到印度那邊出臺新規的訊息。

這樣的團結、效率讓李笛驚歎：“3年5年做不成事，10年20年說不定就做成了。”

但王軍卻覺得，印度龐大的政商體系，是蜜糖，更是砒霜。

在貨架、櫥窗張貼廣告需要單獨的許可證，連在店內放音樂都要許可證……這些聽起來匪夷所思的事情，在印度卻是稀鬆平常。

當年他去考察時就發現，一家傳統超市若想在印度成功開業，至少需要40多種許可證，每拿一個證都得掉一層皮。

他的一位同行去印度辦廠，採用的環保技術十分先進，各項指標都遠超國際標準，但執行的官員總能找到莫須有的理由挑刺。

“說到底，這些印度人就是想要錢。”王軍說，那位同行最終繳納了50萬盧比（約4.2萬元）的“保護費”，是官方辦理費近百倍。

這種情況至今仍然未能改善，前段時間他還看到新聞，印度一個高階環境工程師，光貪汙的現金就高達23億（約1951萬元）盧比，紙幣鋪滿了整個房間，“這可是在印度的價錢”。

甚至一家企業還會遭受雙重盤剝，如韓國浦項鋼鐵走完地方流程，又被印度中央政府罰了一筆鉅款。

“因為印度只是地理上的說法，內裡是散裝的。”王軍介紹，印度有6種宗教信仰、10個主要民族、22種語言，28個邦各過各的日子，有些地方法甚至和印度憲法都是衝突的，外商得處處打通關才行。

當然，印度政府也有和顏悅色的時候，近期其就向華為、大疆等高精尖科技企業喊話，熱烈歡迎赴印投資！印度已經成立了專門跨部門工作小組，並推出了一系列稅收優惠措施。

“去了可能會面臨更狠毒的收割。”王軍說。

當年小米、OV進軍印度時，莫迪與雷軍“親如兄弟”般合影，大佬們個個都是政府的座上賓。可等廠商們嚐到了印度市場甜頭，印度就祭出關稅大棒、政策打壓，逼著去建廠。

印度還如法炮製，一步步引入了整個手機產業，一躍成為了僅次於中國的世界第二大手機制造國。

而被引入的公司，等到的不是以技術換市場，是資金被凍結、公司即將被印度財團收購的訊息。

“莫迪所推行的經濟改革，其實就是與財閥進行的利益交換。”這是王軍看新聞總結出來的，在今年美國大選之前，印度選舉是世界上最燒錢的大選，“只有財團的政治現金才能撐得起。”

基於此，不止中國手機企業，歐美日韓的車企、藥企等，許多都被印度財團摘了桃子。

“印度掙錢印度花，一分別想帶回家。”王軍調侃，現在許多中國企業都對印度提高了警惕。

但海外公司就沒那麼輕鬆了，正如蘋果一樣，“在波詭雲譎的國際環境裡，除了印度，還有多少國家能分散風險呢？”